读书人，
吴晔看着纸上那三个字，陷入了沉思。
“读书人”三个字，看似简单，实则是这一场实学改革中最核心的命门所在。
他从王安石身上学到的第二个教训，便是“名分”二字的分量。
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时，对异己者的打压过于凌厉，将反对者一概斥为“流俗”，恨不得将其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。
这样一来，新法与旧党之间便成了楚河汉界、泾渭分明的敌我关系，中间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。一旦皇帝动摇，或是旧党反扑，新党便毫无退路，连“内部讨论”的体面都保留不住，直接沦为被清洗的对象。
所以，吴晔从一开始便在心中划定了一条底线：绝不能让伎术官被彻底划归为“工匠”或“杂流”。因为一旦被贴上那样的标签，伎术官便永远失去了与科举官员平等对话的资格。
哪怕你造出了天底下最精妙的器械，算出了世上最精准的历法，在人家眼里你也不过是个“会读书的匠人”，与你交谈都失了身份。
到那时候，实学便再也不可能登堂入室，只能永远盘旋在庙堂之外。
因此，伎术官与科举进士之间的争斗，必须是一场“内部的争斗”
大家都是读书人，都是为朝廷效力的官员，只不过所习之道不同、所长之术有异。这就像《周礼》中设有“六官”，各司其职，谁也不比谁低贱。只有维持住这层“身份上的平等”，实学才有可能在朝堂之上长久立足。
吴晔想到这里，提笔在“读书人”三个字下方又添了一行小字：“以技入仕，以道立身。与进士同列朝班，互称同年。”
“互称同年”这四个字，他特意写得很重。
北宋官场上，“同年”二字的分量极重。同科进士之间，天然便结成一党，互相提携、互相庇护。而吴晔要的，就是让将来通过实学科举入仕的伎术官们，也能以“同年”的身份与科举进士们平起平坐。哪怕心中瞧不起，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。
有了这层体面，实学就有了扎根的土壤，而不是无根浮萍。
吴晔重新铺开一张新纸，提起笔，准备将他设想的“实学科举”选拔制度逐一落笔。
他从王安石的经验出发，又抛开了王安石的那套路线，决定走一条更稳妥、更绵密的路。
既然要搞实学科举，首先得明确“实学”二字的范围。
吴晔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五个大字一“法、算、医、工、农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