病的蓝领工人的孩子，不需要他的父母去抵押房产，也不需要在媒体上绝望地募捐，他就可以在公立医院里接受最先进的治疗。
医疗不再是一种昂贵的商品，而是一种被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。
工会的力量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巅峰。
在华莱士及随后几任秉持其理念的民主党政府的庇护下，资本的傲慢被制度性的力量强行压制。
大公司不能再随意解雇工人，他们必须在利润分配的谈判桌上，与工会领袖平起平坐。
贫困，以一种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，从这片广袤的大陆上退潮。
中产阶级不再是一个脆弱的、随时可能掉入底层深渊的群体，它变成了一块巨大而坚实的基石。
人们在周末开着福特汽车，去往国家公园度假；他们在那些由联邦政府提供低息贷款建造的、带有白和后院的房子里，安心地规划着孩子未来的大学生活。
那是一个几乎不用担心“明天会变得更糟”的时代。
而那个在真实历史中，直到1960年代才被马丁·路德·金等人在塞尔玛的桥上、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，用鲜血和游行艰难唤醒的种族平权运动。
在这个时空里，被华莱士以一种近乎暴烈的方式，提前拉开了帷幕。
他没有等待社会慢慢准备好，他没有向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妥协。
他用行政命令和联邦军队，强行砸碎了那些“隔离但平等”的虚伪标牌。
这种提前，是带着浓重血色的。
民权不是在1960年代的桥上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赢得的，而是在1940年代末南方城镇燃烧的火光中，在联邦法警和当地白人民兵的武装对峙中，惨烈地赢得的。
由于社会观念的撕裂远未弥合，抵抗变得更加暴力。
南方各州的抵制、暗杀、甚至小规模的武装叛乱，让那个时代的美国犹如坐在一个火药桶上。
代价是昂贵的，但收益也是深远的。
正是因为这变革来得太早、太惨痛，它把那种“绝对平等”的理念，更深地烧进了这个国家新一代年轻人的骨头里。
在随后的几十年里，种族问题虽然依然存在，但那种制度性的歧视，已经被彻底从这片土地上连根拔起。
而在另一个维度上，华莱士那种根深蒂固的技术官僚理想，深刻地重塑了美国的国家气质。
当真实历史中的美国，将无数的天才大脑和数以万亿